| 茅于轼：高等教育与政府资源配置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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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作者：佚名 文章来源：搜狐教育 更新时间：2003-9-4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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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。实际上樊刚写了一个文章，《骗出一个新制度》，新东方就是磨出一个新制度。教育作为一个资源处于垄断性的、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下，社会的力量、民间的力量介入教育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，我相信这路还没走完，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的主题，下面请茅老师来第一个讲一讲。
茅于轼：
谢谢卢跃刚！天则所对于教育是特别感兴趣的，也特别关心。我们去年到今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做了一个教育方面的改革研究。这个研究包括八个方面的课题，其中不光是高等教育，也包括基础教育，包括哪些课题呢？有硕士研究生的质量怎么提高，大学的贫困学生怎么帮助？基础教育资金应该从哪儿出？网络教育管理从招生到以后，还有多元化办学，就是各种民办学校，还有职校的问题。一共是八个研究，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是其中一个课题，我们教育改革做了五年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第四批，已经进入了第五批的研究，进入了司法和立法的研究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，因为教育改革的课题是我本人主持的，做这个课题中间有一系列感想，从经济学家角度靠就是怎么资源更有效的问题，教育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产业，就是公平的问题和外部性的问题。公平就是要使得每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孩子都能够上上学，这也只能够上到初中，贫困生能不能上大学？如果因为穷不能上大学这是很可惜，所以需要社会各种的机制帮助他，但这不属于教育领域本身的问题。贷款、或者慈善机构的帮助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部性，受教育不仅本身得到了利益，而且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利益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比如学术培养了非常重要的人才和学科的发展，但这都是比较次要的，最根本的问题，如果说我们把公平和外部事物撇开的话，教育就是一般的产业。我们可以跟钢琴教育做比较，弹钢琴也是一种教育，但这种教育不发生我们现在讨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经费够不够，比如说老师等级怎么限定，谁是一级教师，谁是二级教师，一级教师该挣多少钱，教学设备够不够？这些问题都不存在。很多孩子学钢琴，但都市场解决了，如果钢琴老师不够，市场会配制更多的钢琴老师，学音乐的人当钢琴老师，工资合理不合理，市场就解决了，当然也会有假冒伪劣的问题，有时候需要政府出一下面，但从长远来讲，市场也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因为假冒伪劣企业肯定是长不了的。如果这么来看，教育产业的发展我们只是要在公平和外部性这两方面给予关注，如果说到大学教育更接近于一个产业，这也是我本人的一些看法，也可能不对，大家一起来商量嘛。
教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，它也牵涉到公平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孩子总想上好学校，而好学校不是那么多，谁有资格上好学校？而学校的好坏是永远存在的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办的一样好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它一定有好有差，当然我们想办法帮助差的学校，但帮助完了之后，整个学校中间还是有好有坏，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。因此我们就要想一想，所谓的教育质量的公平问题，它究竟是什么问题？有人说让穷孩子上高质量的学校，那么低质量的学校谁上呢？是不是富人孩子上低质量的学校就公平呢？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，现在的问题很复杂，现在就是有钱人上好学校，但也不竟然，穷孩子如果学校好也能上好学生，因为好学生也挑学生的，不是说有钱就能来的。如果学生好，能得奥林匹克竞赛冠军它倒贴钱也会让你来的，虽然穷孩子没钱上好学校，但如果真学习好，好学生也不会拒绝他。像俞先生说说他原来是穷孩子，里面不光是财富的问题，还有心理的问题，这些问题载课题研究中间都暴露出来了，所以平等的问题，机制平等的问题口号到底怎么落实都是一系列问题。我想强调一点，教育的投资性，一个人受了教育之后，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创造力、生产能力，因此他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工资。这样跟不受教育比，不仅他个人，我们从全社会来看，我们会看到全社会影响力会因为个人的提高而提高。所以我们现在面对高中、大学很多人都没有钱上学，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上高中，高中生跟初中生比生产能力是不同的，大学生生产能力就更强了，从这个角度看他多花2、3年上了大学，他以后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有更高的产出。而几十年创造的财富政府是要在里面收税的，政府从他多余的教育得到的税收收入足够支付他，培养他到大学毕业。当然我这个话说的比较武断，但我曾经看过教育部做的研究，里面有关于投资回报的研究，他们的研究支持我的结论，就是说一个人的生产能力是一辈子在那里起作用的，但里面没有提到政府的税收可以增加。如果我们看到政府税收可以增加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相信政府哪怕是白花钱让孩子都上完大学都是很合算的，大家就说是白花钱这钱从哪儿来？现在银行有很多钱，政府向银行借钱就完了，将来从增加的税收里面还给银行就完了，当然我说的极端一些，还是用贷款的方法，希望学生借钱能够还钱。
大家还讨论了一个教育券，就是学生、家长他们拿到政府给他们分配的券，这张券面额可能是500块钱、800块钱、1000块钱，学生可以选择好的学校，把券交给校方，校方拿这个券到政府拿钱，本来政府直接配制给学校，而现在是间接配制给学校。这样就多一个选择，使学校之间形成一个竞争。好的学校可以多得到一些政府的钱。这个方法已经在好几个地方加以推广了，推广什么状态呢？首先是教育系统阻力比较大，因为他本来手里面的权力很大，但现在这个权转移到学生家长手里面，所以使得不太愿意。实际上做教育券尝试的，学校竞争力明显提高了，竞争强度在增强。因此有很多的人对于教育捐抱很大的希望，但从我来看，教育券的作用是有限原因就是并不能在宏观上改变资源配制，就是政府花的教育经费还是那么多，只不过在各个学校分配有所改变，而且改变之后我们看到办不好的学校，会怎么办呢？他还要招这些生，因为我们学校跟学生的总数是相匹配的，你不能关学校，你关学校就要有一批学生失学，这样情况下就把学校好坏拉大了，所以教育券的方法不能吸收社会其他的资源进入到教育行业里面来，这使得教育券的作用大大受限制。用我们经济学的道理来讲，教育券形成不了价值。我们要改变资源配制就要形成价格，教育券形成不了价格。所以有人说能不能把教育券的机制形成价值，可以在社会上流通，可以拍卖，这样就可以吸引社会资源，但这种设想还是非常初步的。我有一位朋友姓汤，他可能明天要来。他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，现在是很成功的企业家，他特别到我办公室跟我谈了两个小时，谈到我们能不能恢复这样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，我听了他的发言，我非常有感受，所以我想把他的想法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个学校是在文革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校，特点就是学生上学不用交钱，通过他的劳动创造一些收入，用这些收入缴纳学校的开支。这个方式在目前帮助穷孩子上学是具有很大的意义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学知识和技能的，着重学技能，所以在学校学电工也好、木匠也好、钳工也好，你在学校学了几年之后，你就有一技之长，有一技之长毕业之后你不用怕找不到工作，可以自己谋生，在社会上立足。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价值，因此我们讨论高校的改革，虽然不算正规的高校，但解决广大农村有困难学生上学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现在共产主义大学情况怎么样呢？基本上关了门了，原来的土地都承包给了老师，或者附近的农户了，如果把这个土地收回来，我有一位朋友汤先生企业愿意投资恢复这个学校，我觉得这是特别有价值的设想。
最后我想谈一谈我办的一个学校，当然跟新东方不能比了，只是不害臊的说一说，我学校是去年3月份开课，是前年开始筹备。我们扶贫技术学校，是从前年我跟汤敏到山西扶贫点办一些事，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提出来，我们扶贫的方法不能使得老百姓永远的脱贫，要让他们永远脱贫只有让他们进城来。预示我们就想怎么让农民能够进城？就是办学校。从山西到太原，从山沟里面回到太原就看了太原的报纸，打电话，我们了解到保姆的市场是正在发展的市场，后来到了北京就又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，我们六个人凑了43万块钱就办了这个学校，从去年3月份开始招生，开始的时候招不来生，我们原来以为农村有上亿的让愿意进城来，我想他们可能不知道，结果发现不是这样，就是招不到生，我们派大量的老师去宣传，结果还是招不到生。很快几十万块钱就花的差不多了，幸亏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也是听了消息之后，对这个事有兴趣，他是北大学法律的，他主动找到我们，说他帮我们办，结果他就打开了一条出路，跟安徽省定了一个合同，安徽省负责每个月送100个学生到我们学校来，定了这个合同之后，我们生源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。安徽省用什么办法招生呢？他们每个学生政府出800块钱，这800块钱干什么呢？有300块钱是给学生交学费的，我们学费是600块钱，学生本人只出300块钱，其他500块钱办体格检查各种证，包括送到北京来路上吃喝路费，还包括政府官员的一些费用。现在非典的时候，新东方损失1个多亿，我们学校损失了30万块钱。我们把房能退就退，把老师能解雇就解雇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效率非常的高，现在的CEO北大的沈先生，他是学法律的，而且是法律的硕士，我跟汤敏也是经济学家，搭配非常好，即能够又合法，又符合经济学的道路。非典之后开始恢复了，我们把招生人数现在能够扩大500人，一年我们能够培训5000人，我们现在规模已经达到了500人的规模，我们一年培训是11期或者10期，10期就是5000，培训工资就是500块钱，管吃管住500块钱，这样一个人一个年就是6000块钱，创造利润是3000万，用了40几万的投资给国家创造的GDP是3000万，安徽省政府一次花了500万，他创造GDP是3000万，第二年也是3000万，每年都3000万，我觉得这种办学方式是大有可为的，当然我们这种学校是赚不了钱的，不像有些学校是瞄准富人，富人你多收他100块钱，多收他1000块钱人家都不在乎，但现在多收50块钱都不行。这样下去的话，要想准备用所谓民办公助的方法，就是老百姓出钱，政府帮助一下，怎么帮助呢？帮助招生。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出了800块钱，而是在于政府有信用，老百姓相信政府，而且政府派干部把这些学生从乡村里面直接送到北京，北京学校到火车站把人接过来，一路是全封闭，非常安全的。因为都是女孩子，所以他们比较放心。这个工作做到现在应该说比较成功。我们没有太多的问题，因为大家看，一共有了几十万块钱。我想讲主要就是这些。谢谢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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